臺灣長榮公司的飛機準時在沈陽桃仙機場降落，時間是下午一點半。我們一行人順利出關，并在機場大廳和前來迎接的人合影留念，站在中間的是曾任臺灣長榮海運集團第一艘輪船“長信號”船長、馮庸的外甥張文琦先生，他胸前捧著用黃絹包裹的馮庸骨灰。合影時展開的橫幅上寫著四個大字：“馮庸歸來。”
一
馮庸歸來，這片飄出故鄉(xiāng)，飄離大陸，飄過海峽65年的落葉，終于回歸故土，安然落在養(yǎng)育他，成就他的遼海大地上。從動議將馮庸先生墓從臺灣遷回遼寧，到最終他的墓在沈陽龍泉古園建成，歷時三年時間。其間種種偶然必然，種種因緣際會，都讓我感到，落葉總要歸根，只要想著回家，終究有歸來的那一天。
2010年深秋的一天，應邀在渾河岸邊沈水灣公園的一家飯店里聚餐，鄰座是一位舉止儒雅，神態(tài)從容的長者，介紹說他是臺灣的張文琦先生，馮庸的外甥。當時，我第二次去臺灣剛回來沒幾天，于是和他聊起對臺灣的觀感，聊起此次在臺灣所拜謁過的胡適、張大千、林語堂、于右任、李濟、董作賓等先生的墓，同時又問起他舅舅馮庸先生墓地的情況。他告訴我說，舅舅的墓地原在臺北，后來因為要建小學校，政府征用，于是只好遷出，現(xiàn)在舅舅等幾個人的骨灰還放在臺北淡水附近的一座靈骨塔內。我問他為什么不遷回大陸呢？他說葉落歸根，誰不想回大陸？但事情很復雜，而且不是一個人。即使遷回來，又能遷到哪里去呢？這些都是難題。我當時說，這事只要做，就沒有難題。馮先生這樣對歷史、對民族有過貢獻的人物，后人有責任和義務讓他葉落歸根。那次見面分手時，我對張先生說：我可以幫他考慮，并聯(lián)系有關方面讓馮庸先生回歸故土。
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我與相關部門及省內多家墓園進行聯(lián)系溝通。其間還與北鎮(zhèn)方面聯(lián)系，想將馮庸墓與現(xiàn)存的馮家園子馮麟閣墓合在一起，做成馮家父子墓園，那是一個最理想的方案，但經(jīng)過反復磋商，卻始終未果。最后還是得到遼寧省殯葬協(xié)會會長江登云和沈陽龍泉古園總經(jīng)理任凱的大力支持，決定將馮庸墓遷回沈陽，落葬于龍泉古園，與此前建成的張學良衣冠冢合在一個景區(qū)，并列相聯(lián)，最終建成“漢卿園”，從而為后世留下一個歷史文化景觀。
沈陽方面落實之后，我開始與張文琦先生接觸，并商量和研究馮庸墓回遷的具體細節(jié)。我也從中進一步了解了張先生的家世和個人經(jīng)歷，了解了馮庸先生種種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去臺之后的沉浮淡泊與人生際遇。
二
和他的舅舅一樣，張文琦先生本身就有著顯赫的家世和傳奇色彩。他祖父張學書，是懷德人。懷德早年也是遼寧省所屬，1949年劃歸吉林省公主嶺市。張學書與奉系重要人物常蔭懷一同畢業(yè)于奉天法政學堂，曾做過河北樂亭縣縣長，東北邊墾局局長。其長子張佩誠與常蔭懷女兒常俊卿指腹為婚，兩家為通婚之好。張文琦的父親張佩錚（1908—1958），沈陽解放前是馬占山的少將參謀，曾與中共東北局保持密切聯(lián)系。母親馮碧君，為馮麟閣的三女兒。
馮家在馮碧君這一代有五男四女，長兄即是馮庸。馮碧君嫁給張佩錚之后，生有一男二女。張文琦1936年生于北京，1948年，隨舅舅馮庸一起遷往臺灣。那時他父親在國民黨東北行轅，因與沈陽中共地下黨的關系，未能隨家一同赴臺。
張文琦到達臺灣后，與母親隨舅舅住在高雄，曾就讀于臺灣海軍大學，畢業(yè)后從事海運，擔任過世界知名的長榮海運集團第一艘貨輪“長信號”的船長，后自創(chuàng)臺北“三大”、“長信”及香港“井川”三家航運公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即致力于兩岸交流，其屬下客輪“昌鑫”、“昌瑞”號曾首創(chuàng)基隆到上海的兩岸海上客運直航紀錄，同時還是最早返鄉(xiāng)投資的臺商之一。當年沈陽太原街上著名的中山大廈就是張文琦先生投資興建的，后來他又到營口港投資興建碼頭，建瀝青倉儲和兩岸海事交流博物館。現(xiàn)在他是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yè)聯(lián)誼會常務理事、營口市榮譽市民、營口東北瀝清倉儲有限公司董事長。
在投資故鄉(xiāng)和為了祖國統(tǒng)一積極奔走于兩岸之間的同時，他還致力于奉系史和馮庸的研究。這一方面因為他是馮庸的親外甥；另一方面，在馮庸的一子五女中，與前妻江錦濤所生的馮寶琪、馮寶琳自然疏遠，與后來的妻子龍文彬所生的兒子馮來為、二女馮安妮、三女馮欣妮后來均隨其母親移居美國，長女馮娜妮在臺灣嫁給著名漫畫家牛哥，子女們對馮庸的歷史并不是很感興趣，相比之下，馮庸身后事的整理與研究就歷史地落在了張文琦身上。十幾年間，他不遺余力，成立了“馮庸研究中心”，出版了《馮庸評傳》，還在海城建立了“馮庸紀念館”。進入21世紀，為了將有關文物史料永久保存，他從臺灣用了兩個集裝箱將收藏的近三千件有關馮麟閣和馮庸的文獻資料及當年馮庸大學的兩枚校印，一起運回大陸，捐獻給遼寧省檔案館。
2006年9月18日，已經(jīng)70歲的張文琦，在九一八事變75周年之際，代表馮庸大學師生和親屬萬余人及16個團體，向日本政府遞交《日本政府應就沈陽“馮庸大學民間受害侵權事件”道歉賠償?shù)墓_信》。向日本索賠當年日軍強占馮庸大學期間，毀壞和侵吞的馮庸大學資產(chǎn)，促其償還遼沈人民一所大學。在沒有得到日本政府有效答復之前，他每年的“九一八”都向日本駐沈陽總領事館遞交索賠的督促信。
今年，張先生已經(jīng)77歲，他曾對我說：“舅舅葉落歸根，我也了卻了最大的一個心愿。我準備將在營口港投資十余年的碼頭、瀝青倉儲設施等資產(chǎn)變現(xiàn)，資金全部捐贈給社會，成立‘馮庸兩岸文教基金’，為兩岸華夏子孫做點實事。”他也要像他的舅舅一樣，為故鄉(xiāng)，為民族的教育事業(yè)獻出自己的有生之年。
三
因為商討馮庸墓回遷之事，在沈陽，在鲅魚圈，與張文琦先生多有接觸，每次談起馮庸，他都有說不完的話。
他告訴我說，他原來對舅舅的歷史并不是很關注，直到1973年，他在臺灣參加了一次馮庸大學學生為馮校長70壽誕舉辦的祝壽會，才認識到舅舅的價值。那次祝壽會，臺灣許多要人，如“行政院長”孫運璇、“陸?？哲娝玖?rdquo;，十幾位上將級、中將級人物都前來祝賀。他很奇怪，日常一位很平凡的老者，究竟做了些什么事，竟能讓這么多的重要人物前來祝壽？過后他帶著好奇心追問舅舅，于是，馮庸才斷斷續(xù)續(xù)地向他講述了馮庸大學的事情，講了他此前從未聽到過的許多事情。正是這些事情，讓張文琦對舅舅更加敬重，同時也開始關注奉系近代史，關注馮庸大學。
少年時的馮庸很長一段時間是在大帥府中長大的，他與張學良自幼就是總角之交，是盛京城里最有名的豪門公子。張學良字“漢卿”，馮庸號“漢卿”，是兩個人的老師，北鎮(zhèn)籍進士李維楨給起的。張學良生于1901年6月3日，馮庸生于1901年10月23日，張學良比馮庸大4個月零20天；張學良在家族中排行老六，馮庸在家族中排行老五，所以兩人一生總是互稱六哥、五弟。兩位翩翩少年的報國夢想是從航空開始的，1922年，東北空軍始創(chuàng)，張學良任司令，馮庸任上校參贊。1925年，馮庸任東北航空參謀長，不久即代替張學良出任東北航空少將司令。當時，中國最強大的空軍力量就在馮庸的統(tǒng)率之下，后來在淞滬抗戰(zhàn)中那些表現(xiàn)出色的中國空軍飛行員如高志航等大都是東北空軍培養(yǎng)出來的。
馮庸在當時不僅帶出一支過硬的空軍力量，而且自己也有非凡的駕機本領。在主持大冶工科學校期間，一天，他突然讓學生將他的一架小飛機推上一個約百米長的空地，然后發(fā)動了飛機，同時讓學生拉住飛機的尾巴，以減緩飛機的前沖力。待飛機發(fā)動機達到足夠轉數(shù)時，他讓學生松手，飛機則如離弦之箭一樣直射出去，50米之后即離地飛行。最終，這架飛機擦著周圍的屋頂飛上了藍天。事后人們才知道，馮庸這般不顧生命安全決意起飛，是因為父親馮麟閣在北鎮(zhèn)病重，而火車因為水災停開，他不得不用此險招回家探視父親。他還在馮庸大學里特設航空專業(yè)，并購置了七架最新型的飛機供教學使用。其中一架是用他兩個妹妹捐出的嫁妝錢買的，所以這架飛機就從兩個妹妹馮碧君、馮麗君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為 “碧麗號”。
在震動全國的“東北易幟”的過程中，馮庸曾充當特使，三次親自駕機飛往南京。有一次飛機發(fā)生故障，在蘇州失事墜落，所幸大難不死，竟從墜落的飛機艙門里自己鉆了出來。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馮庸為支援張學良收回中東鐵路之舉，親率馮庸大學殲俄義勇軍北上抗敵，還親自駕機深入敵人陣地低空偵察，曾遭遇敵機的尾隨追擊，最后憑著他的高超飛行技術和豐富的空戰(zhàn)經(jīng)驗，才得以安全降落在自己陣地上。當時著名詩人楊云史特地寫詩稱贊張、馮二人：“吾愛馮庸并世無，東北長城兩少年。”此時的“兩少年”都只有28歲，正是血氣方剛，叱咤風云之時。
四
然而叱咤風云的“兩漢卿”，性格并不一樣。相比之下，馮庸更沉穩(wěn)，更好靜，不善交際，也不易沖動。所以他在后來促成“東北易幟”、“九一八”被日本人抓扣并拒絕主政東北的利誘、推動西安事變和1946年任東北視導團主任委員等歷史轉折關頭之時，都能審時度勢，沉穩(wěn)應對。然而正是這種性格，這種不趨炎，不附勢的個性，也讓他在赴臺以后的人生中，寂寥落寞，生活近似于隱居。而張漢卿雖然與馮漢卿性格迥異，處世方式不同，但其后半生的幽禁歲月，依然讓他索居紅塵之外。盛京“兩漢卿”，在下半生的孤島歲月中，雖然性格各異，但都以悲情落幕，這大概是宿命，也是異數(shù)。
馮庸到臺灣之后，先是任高雄港“中將司令”，繼任“航務會議委員”、“戰(zhàn)略計劃委員會委員”。1958年8月，在高雄，因為誤擊美國外交官私人飛機一事，他受到牽連，自請退休，并辭謝了陳誠邀請其出任“財產(chǎn)局局長”一職。1967年，他當選為臺灣電力公司董事，1974年聘為臺灣電力公司顧問。這兩個職務也是他力辭不準，無奈接受的。在臺灣，就這樣他一點點淡出人們的視野，大隱于市，住在新店區(qū)碧潭附近半山坡上一處陳誠送給他的日式宅院里，后來失火，宅院燒光，就搬到臺北郊外的一處樓房里居住，再后來，因為生計，樓房賣掉，只好租了一間房住，出門也多是乘公共汽車，生活清苦而淡泊。晚年時，在臺的馮庸大學學生們每周輪流請老校長和同學聚會。他有時會對學生半開玩笑地說：人家是官和房子越來越大，車子越來越??；我則是房子越來越小，車子越來越大。
到達臺灣以后，馮庸與張學良也難以見面，直到1959年，馮庸作為第一批受邀者來到張學良在陽明山的住地，參加張學良解除“管束”的慶賀酒會，才得以見面。從此以后，每逢二人生日，都要互贈禮物和生日賀卡，照例是“漢卿兄”和“漢卿弟”的稱呼。1964年7月4日，馮庸參加了張學良與趙一荻的結婚儀式。這個儀式一共邀請了13位嘉賓，有宋美齡、張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禮、張大千等。1980年6月3日，張學良80壽誕，馮庸特作《祝張漢卿八秩大壽贊紀》，這首四言詩從“東北易幟”寫起，歷數(shù)張學良的歷史功績，真到“陳情身辱”，最后是“將士思歸，彌兵解俎”。四個多月后，馮庸過八十壽誕，當年馮庸大學學生200余人集會為他慶賀。此時的臺北寒涼日甚，那天馮庸收到張學良送來的禮物是一條電熱毯，老朋友的關懷是多么細致周到。一個多月后，馮庸住院，張學良夫婦特地到醫(yī)院探視，還勸其接受洗禮，皈依基督教。張學良來后的第18天，即1981年2月5日，馮庸在醫(yī)院病逝。臨終前，他的胸前還抱著張學良送給他的電熱毯。
五
馮庸臨終前的最后時刻，其情哀婉，其景悲慟。2月5日那天是中國人最隆重的節(jié)日，大年初一。
除夕夜，在臺北的馮庸親屬們都來到病房，一起吃了一頓團圓飯。之后的情形，馮庸的大女婿，著名漫畫家牛哥曾在《岳父馮庸與張漢卿先生的手足之情》一文中這樣記述道：“這一夜，他緊握著我的手，已經(jīng)是不能言語，渾身出冷汗。我不斷地用衛(wèi)生紙?zhí)嫠媚?，雙手一接觸，好像進入了冰窖。忽然他用中指彈我的手，我猜想，可能讓我喚什么人，我問內人，她回答說，可能是叫三姑。于是急忙打電話將三姑請來了。他又用第四只手指敲我的手，當然那是喚四叔了！四叔也被請來了。最后他用小指亂敲。我問內子，‘誰是第五？’內子比較懂他的心思，說‘最小的當然是毛毛了（他最小的女兒）！’我安慰他說：‘毛毛在美國，無法趕回來，您只管放心，我們會好好照顧她的。’到了天色微亮，室外爆竹響起，他的臉色由蒼白忽演變成咖啡色，氣絕時些微有點像折裂的聲響，忽然落下一串英雄之淚，臉色始終復原狀，安詳?shù)煤孟衽c世無關。爆竹聲中除舊歲的聲浪，一波接似一波，像訴說這個世界仍在紛爭……”在大年初一那熱烈喜慶的爆竹聲中，馮庸灑下一串英雄淚后，撒手而去。牛哥以樂景寫哀景，令人倍感其哀，既為其傷心，又替其感嘆。
馮庸去世時“小指亂敲”，最想見的小女兒正遠在美國，不僅小女兒，除了馮娜妮以外，其他幾個子女均隨他們的母親在美國。這種情形對于重視家庭人倫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傷感的悲劇。
馮庸的第二任妻子龍文彬是遼陽人，她與馮庸相識于馮庸大學擴招女生時。她原名龍競，端莊淑麗，新潮進取，與馮庸一見鐘情，經(jīng)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師生戀”，最終沖破世俗偏見義無反顧地走到一起。這一點“兩漢卿”倒是同出一轍，異曲同工。在“九一八”之后，她始終陪伴馮庸身邊，曾是馮庸大學“女子抗日義勇軍”的隊長，參加過淞滬抗戰(zhàn)。她舉槍射擊的戎裝照還上過《中華》雜志的封面，曾轟動一時。到臺灣之后，龍文彬任“婦女會常務委員”，活躍于婦女社會活動之中，她要通過這些活動找回自己的價值。她的這些舉動和馮庸經(jīng)歷權力頂峰后，看破世相，逐漸淡出甚至厭倦權力，甘于淡泊的生活態(tài)度形成了巨大反差，并由此在感情上出現(xiàn)了裂痕。1956年，龍文彬借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在美國讀書的緣由，離開臺灣到日本，再到美國，1973年于美國定居，并要求馮庸也去美國。但以馮庸的性格，他斷然不會出國，不肯去過飯來張口的生活。其結果是得到了一紙來自美國的離婚書，因為龍文彬要在美國落戶，只有出具離婚證明才能入籍。
在馮庸彌留之際，龍文彬的弟弟龍世光曾給姐姐寫信，請她盡快回臺：“夫妻一場，何況是姐姐的老師，無疑仍應視為朋友……依此誠懇要求姐姐在可能的范圍內，盡速返臺，做最后的探視，作為對一個一生忠于國家的將軍或英雄的最后探視。”然而龍文彬和在美國的子女還是沒有回來，致使馮庸臨終前“小指亂敲”，遺憾離世。
馮庸逝世后，新華社、《人民日報》刊發(fā)消息，稱“國民黨愛國將領、教育家馮庸在臺北市逝世……”臺灣方面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時任“總統(tǒng)”的蔣經(jīng)國先生親題墓匾“勛績孔彰”，過后張學良又親自主導有200余人參加的追思會。
六
“兩漢卿”所希冀的“將士思歸”最終也未能實現(xiàn)。在逝世之前，馮庸曾熱盼兩岸統(tǒng)一，在眼望臺灣回歸無期，故鄉(xiāng)難回之后，于是他在《噫欷歌》中吟道：“閭山蒼蒼兮日數(shù)風云，渤海茫茫兮何年鶴歸。善惡何須論，一死萬緣空。塵勞煩惱斷，不再夢遼東。”他絕望了，故鄉(xiāng)遼東既然難再回去，夢也不想做了，以免夢到故鄉(xiāng)時再惹煩惱。甚至在遺囑中也沒有提到死后回歸故鄉(xiāng)的囑托，在那一代赴臺故人來說，回歸大陸，只是一個做夢也不敢想的奢望，唯有像于右任一樣：“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xiāng)。”
馮庸身后所有資產(chǎn)僅有三四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一萬元），遺囑說用這些錢作“棺運埋葬之用”。好在他逝前于臺北縣汐止買了塊墓地，但這墓地也不是他一人所用。他在遺囑第八條中說：“三弟恕已葬西側，余則居中，東側尚余一棺之地將來可給三妹或四弟用。墓西百余公尺有購自葉允之君卅五坪地，有權狀但久未過戶，張吳兩位老夫人葬于此地，各用八坪，此剩余十九坪應予四弟所有。”他盡量為別人著想，且想得周全，一塊墓地，想到了弟弟，妹妹，還將“張吳兩位老夫人”安葬于此。這兩位老人是誰呢？原來“張”是張作霖的六夫人馬岳清。張作霖的五夫人壽懿和六夫人馬岳清晚年均住在臺灣，在張學良幽禁時期，每年都是馮庸代張家為兩位夫人舉辦壽筵，以兒女的身份孝敬兩位夫人。另一位“吳”則是吳俊升的夫人，即“東北三公子”之一吳泰勛的母親。吳泰勛的太太是當年馬君武《哀沈陽》詩中“趙四風流朱五狂”中朱五的九妹，即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九女兒。1948年向臺灣撤退時，吳泰勛的夫人攜兩個女兒在飛往香港途中不幸飛機失事遇難，吳遭此打擊，難以承受，不久客死香港。失去子女的吳夫人晚年在臺灣也像馬岳清一樣，多承馮庸照顧。不僅如此，當“張吳兩位老夫人”分別于1965和1966年去世后，馮庸還將兩位沒有子女在身邊的老夫人葬在了自己買的墓地里，其孝行義舉，足可視為后世楷模。
進入20世紀90年代，臺灣有關方面準備征用馮庸墓地建學校，但覺此事難度很大，馮家不會輕易答應。哪知找到馮庸女兒馮娜妮時，這位馮家小姐卻語出驚人，她說先父最近托夢給我，希望支持和配合當局建學校的決定，將遷墳之事一定處理好，以慰籍他的在天之靈。是真托夢還是假托夢我們不得而知，但馮家小姐的義舉肯定是符合九泉之下馮庸之意的。我們在臺北期間，曾路過汐止，想看一看馮庸原來的墓地情形，但見那里已變作一片城鎮(zhèn)，馮庸墓地已成為孩子們的學習場所，看校名，是“臺北縣達觀中小學”。從中傳出的朗朗書聲，那正是馮庸最喜歡聽到的。
讓出了墓地的馮庸，更促使我們加快其葉落歸根的進程。2013年6月15日，我們和張文琦先生一起赴臺。在臺灣，原打算就馮庸墓回遷沈陽之事召開一個在臺東北故舊人員的座談會，但考慮馮庸晚年低調行事，此次回家，還是悄悄來去，不事張揚為宜。于是馮庸的骨灰盒就裝在雙肩包里，由張文琦先生和相關人員捧在胸前，上飛機，跨海峽，到沈陽，一路安靜地走進了龍泉古園。
馮庸在他離開沈陽65年之后，終于回家。
在龍泉古園的綠樹叢中，朝向臺安、北鎮(zhèn)方向并列著張學良的衣冠冢和馮庸墓。馮庸墓按其遺囑，“墳前豎花崗巖碑，高三尺、寬二尺、厚一尺，正面刻‘馮庸墓’三字。”馮庸墓三字是我特意從顏體碑帖中輯出來的，端莊厚重，這也是馮庸的一貫風格。
“漢卿”兩墓組成“漢卿園”，這是一處留給歷史的文化景觀。我相信時間不會太長，遠在夏威夷神殿谷，在那座日本人的墓園里，整日被日本神社鐘聲所驚擾的張學良墓，也一定會回遷故土。希望他與“五弟漢卿”并列龍泉，真正了卻歷史夙愿，那時的“漢卿園”一定會成為一處遼海湖山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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